还是得谈谈张丹丹教授说的“灵活性也是一种福利”。 小镇之前从两个角度进行了评论，一是；二是。总的来说，在灵活就业保障领域，张丹丹教授属于比较务实的学者了，对推动加强灵活就业保障是有功的，如果因为一句口误就对她喊打喊杀，那以后还有人愿意真正研究问题并公开表达吗？ 张丹丹教授的确有问题，问题在于搞错了场景，把学术讨论跟公开分享混了，所谓 “福利”在学术和大众传播领域概念完全不同，更大的问题在于学术理念严重滞后于时代变化。 学术领域是中性效用概念，用来形容个体偏好满足的程度，包括货币和非货币收益，在劳动经济学中，灵活性确实可以视为货币和社保缺失的一种补偿性福利；但在大众传播领域，福利就是看得见的好处，必然是实质性保障或者额外的利益，当然不认可灵活性是福利的说法。 不过张丹丹教授这种混淆，危害性几乎没有，最大的负面问题就是自己被网暴了。还有的教授、学者故意混淆学术讨论和大众传播，把小圈子的法学理念讨论包装为普法，那就是夹带有毒的私货了。 罗翔等一批人就是典型，他们抓住了大众对法律不太了解的认知短板，故意利用自己的学识优势把并不被法律认可的法学理念大肆传播，这是大毒。比如在“订婚强奸案”的普法中，他关于“性同意”的学术观点，是对现行法律的极大误解，而罗翔动不动就假设媒体报道为真然后进行评论，这也是以著名学者身份为未经证实的事件背书，至于在中美之间搞双标，那就更司空见惯了，他也不可能公开批评卷入“爱泼斯坦案”的偶像艾伦·德肖维茨。 不过多展开了，回到灵活就业本身。 小镇之前曾说过一个论断： 普遍雇佣或者说正规就业，不过是人类世界某个发展阶段的特例，在人类更长的时间里，灵活就业才是主流 。 普遍雇佣，也就是跟雇佣者签订劳动合同，受到劳动法等相关法律保护，享有完整、正规的劳动保障，这类就业，是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制造业的崛起才出现的，本质是为了服务大规模机器化生产而诞生的一种生产关系。 有了现代工业，才有了普遍雇佣的正规就业，但随着人类技术和经济持续发展，工业也在发生巨大变化，最突出表现就是工业需要的劳动人口数量持续下降，劳动需求也两极分化，要么是高端的工程师和高级技术工人，要么就是最简单的流水线操作工。 这在欧美国家早已发生了，中国这些年工业就业人口也在快速下降，大概每年减少一百多万。 承接工业劳动人口的主要是服务业，以及快速发展的数字化、网络化相关岗位。但服务业的生产率远低于制造业，就导致服务业必须卷成本、价格，最直接的就是压低劳动保障水平，用非正式就业替代正规就业，也就出现了大量灵活就业，这是人力无法对抗的，而且女性灵活就业的比重更高。 雪上加霜的是，本来得益于技术进步，提供了大量白领工作，比如维持企业运转需要的行政、文书、档案、财务等等人员，还有信息革命带来的大量数字化、信息化岗位。 但随着智能革命的到来，相比制造业的蓝领岗位，白领受到的冲击更大。 小镇上半年看了几家搞AI管理改革的企业，采取的通常做法是把公司所有工作岗位、环节尽可能拆分，只要能用AI替代的就用AI，AI和人是不一样的，人需要相对固定、成体系的工作，但AI不在意碎片化，甚至越碎越好。 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人员替代，更多是考虑在AI支持下扩大业务规模，但已经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趋势，那就是大量白领的工作正在被进一步拆分，原本1个人负责的工作，可以拆成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任务，这就意味着大量工作可以进一步外包出去，而承接的已经不是人，而是AI数字员工。 以上都导致未来就业会加速非正规化，还能够提供正规就业的岗位越来越少。 所以不要觉得灵活就业与自己无关，未来几十年变化太大了，说不定哪一天自己就会或主动或被迫的选择灵活就业，所以一定要关注国家对灵活就业劳动保障的改革进度。 还要面对未来必然以碎片化为主导的新就业环境，甚至就连灵活就业的机会也可能在技术进步下面临挤压，说白了，就是想灵活就业都难。 张丹丹的错误就在于学术研究远远落后于时代。 近些年随着信息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的推进，最大的经济表现是普遍过剩，不仅是工业产能的过剩，也包括服务业的过剩，大家看看餐饮行业，都卷成啥样子了，全国光奶茶店就有几十万家，真的需要这么多吗？ 在高度过剩的情况下，灵活性就不可能是一种福利，在学术上也不成立，因为劳动经济学角度的福利，最起码应该是满足某种效用，简单地说就是可以通过牺牲某部分来换取其他方面的收益。 比如在张丹丹教授求学的时代，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，那时候很多从体制内辞职下海创业的，牺牲了稳定性和劳动保障，换取了更多的灵活性，由此获得了其他效用的补偿。但现在如果放弃稳定，还能获得相应的其他补偿吗？ 时代版本早就变了，不再是过去看不上稳定，而是普遍追求一眼看到头的稳定。可如张丹丹教授这类学术研究者，仍然停留在过去，讲什么灵活性是福利，这完全不符合时代变化啊。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说灵活是福利，无论从
